年紀大了慢慢來

孔祥熙的身世,有新说

　　 孔祥熙是我母校“铭贤”的创始人，今年刚好又是校庆100年，所以在我的博客中，多次地提到过他。例如，在2006年8月3日我写的«孔祥熙和“铭贤”» 一文，一开始就写到：“孔祥熙...，自称是孔子75代后裔，...。”但是，当时曾有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学人，在博客的“评议”栏中问我，我所说的“自称”是否有“伪称”之意。我以文字作了回答，“自称”就是“自称”，并无“伪称”之意。因为在山西太谷的“孔家坟”，我亲眼见到过，在孔祥熙父亲孔繁慈的墓碑上刻有孔子七十四代孙的字样。这一点是绝对没错。但“自称”二字的用法确易引起他人误解，为此我正有点忐忑不安。
　　　近日邂逅新书简介，就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的«小民话晋商»（作者梁小民）面世。书中对孔祥熙是孔子的后代以及是山西富贾之后的说法，提出了有理有据的异议。据文字介绍，作者梁小民是山西霍洲人，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清华大学等九所院校的特聘教授。相信该书很快能和读者见面。
　　　倒让我在无意中写了“自称”二字后的不安的心情有所缓解。当然，讨论只还是讨论而已。有兴趣者，可细读梁小民先生的这本近作。

也有“不归者”

　　　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不能再紧张的程度了。当时新疆的苏侨问题、珍宝岛问题和互逐使馆人员问题，都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国内也正处于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绝大多数的留苏学生都能经得起这场严重的政治考验，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尽快地完成好自己的论文答辩，争取早日回国。但据说，也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不归者”，留滞他乡。当时称这类行为谓“逃叛”，属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多数是源缘于个人情感和恋爱婚姻问题。早年，对留苏学生的跨国婚姻问题，是采取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到六十年代初，已变为明言禁止。违者，经劝说不改，立即遣送回国。这类事情也曾有过，而且还不是个别。爱情有时也是让旁观者无法理解的怪物，有那么几个年青人宁可遭中断学习的悲局，也不愿割断那渺茫无望的水月恋情。
　　　这些滞留不归的事，通常是发生在个人论文答辩后，到回国之前的这短短几天里。因为学位论文的通过，意味着他（她）今后在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保障。一般先是不辞而别，而后再做个书面声明。也有是在最后准备赴火车站回国的途中，把送行人的TAXI甩掉，自己连人带物扬长而去。

六十年代苏联大学生的标志—手提箱

　　　 那段时间的留苏学生都记得，苏联大学生（包括中国的研究生）的标志性物件—手提箱。箱子里放着当天用的课本和笔记本、酸奶一瓶和长面包一个，女同学也许还放点化妆品。他（她）们上课是“六节一贯制”，一口气要把全天的课上完，才离开学校。所以小箱子是大学生的必需品。
　　　手提箱还有别的用途，例如在车站等候汽车、电车和电火车时，把它立放在地上，刚好是一个半高的板凳。它既轻便又结实，是用玻璃钢（玻璃纤维）做成，每个角有金属件保护加固。男同学打闹时，常把手中的箱子抡来抡去当“武器”。
　　　这绝对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和研究生独有的标志。中、小学生都是背书包。只要大学（或研究生）一毕业，就再没人拎箱子了。上了班的年青人和中年人一定是拿着档次不等的皮包，夹在腋下或拎在手中。
　　　一到莫斯科，我就买了手提箱。跟我走南闯北，三年半下来，没有丝毫损坏，最后还把它带回中国。是我少有的几件纪念品之一。也是在“文革”战备疏散时，才不得不把它丢掉。
　　　近日，欧美同学会通知，中国要在北京筹建规模宏大的“留学生博物馆”，正在向各方人士征集展品。我相信，当小手提箱呈现在展馆时，一定会勾起许多人对年青时代的美好回忆。

欧柏林（Oberlin）和台湾的东海大学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紧接着发生“抗美援朝”，使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各种联系已基本停止。属于文化方面，联系较多的一些教会学校和医院，更无例外。
　　　1950年，台湾一批热心教育的人士，基于当时事实上的需要，联名向成立于1932年，曾负责襄助过大陆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简称UBCCC）建议，在台湾设立一所新的大学以延续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该董事会欣然接受，并于1952年初派秘书长芳卫廉博士（Dr.Wil-liam，P.Fenn）专程赴台考察。根据考察结果，UBCCC决定以原供给十三所大学的经费在台湾重新成立一所大学。次年（1953年）6月UBCCC派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神学院前院长葛兰翰博士（Dr.Thomas W.Graham）为代表，到台成立该校的建校筹备处和校董事会。经多方考量后，选定台中市西屯区大度山为校址，并把校名定为“东海大学”。随即，抓紧规划、施工，平地起家，把一片红土、蔗园，建成一座台湾少有的美丽校园。东海大学的校园规划与设计，出于著名华人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等几位名家之手。座落在活动中心与教学区间、空旷草坪上的路思义教堂，就是东海的代表景观。
　　　1955年东海大学正式成立。首批召生的有文学院和理学院，并把11月2日定为东海大学的校庆日。
　　　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2005年东海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上，第七届（现任）校长程海东博士做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在他追忆东海往事时，多次提道山西、太谷和铭贤。他向师生们说，我不知道各位有哪些人知道“欧柏林•山西规划”（Obeirlin Shansi Program）。他接着说，这一规划是1908年在欧柏林学院制定的。当时规定是要在教育方面支持中国，特别是山西省太谷县的铭贤学堂。我们学校（指东海）也有一个铭贤堂，跟那个（山西的）名字相同。他指出，早期欧柏林学院借助这一规划，曾派来大学毕业生到东海教书。程海东校长举起手中的一封来信激动地告诉大家，这封信是来自1954-56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服务的助教柯兰妮（Lenice Krull）。柯女士信中说：“我是欧柏林•山西的老师中，第一个来到东海大学的，...。”听众掌声四起。可见欧柏林和台湾东海大学的深渊的关系。
　　　五十年来，东海大学在茁壮成长，名扬海外。由建校时的两个学院，又增设了工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和法学院。台湾的东海大学，逐渐为大陆学界所关注。东海大学的学者也曾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及对两岸关系的个人见解。

苏联人的好习惯

　　　莫斯科的苏联人有爱看书的好习惯。无论在公交的汽车、电车、电火车和地铁，甚至在地铁的扶梯（滚梯）上，常会有很多人专心致志地看书阅报。一点也不奇怪，莫斯科的地铁，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有一段是在莫斯科河的底下穿过，离地面有200多米深。就是分三次乘梯而下，扶梯也实在够长了。在扶梯上看报，是莫斯科地铁的独特风景。
　　　苏联的大商店里，也常有排大队的现象。多数情况是为购买新奇物品。这些物品常是售完为止，排长队的人，不论等了多久，都会随即而散。没有抱怨和争吵的现象。我几乎从未见到过，在排队时有人插队（夹塞儿）的事。他们日常生活中，连“夹塞儿”这类的词汇也没有。我曾很费劲地向他们解释，在中国一段时期常见的“夹塞儿”现象。但他们还是没明白。一个劲儿问：“为什么？”
　　　在各种交通工具上，普遍有给老人和妇女让座位的良好习惯。有的男青年甚至在有空座位时，他也不坐。一则是免得过一会儿再给人让座，再则也显示自己是一个年青力壮、充满活力的小伙子，比别人多出点力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见后，令人羡慕不已。

“政治笑话”满天飞

　　　那段时间，在莫斯科的苏联人和外国人之间，流传着许许多多的“政治笑话”。“政治笑话”的俄语原文是“亚美尼亚广播”（Армянское радио）。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民意反应和“小道消息”，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变得喜闻乐听，意味深长。举两个简短的例子。
　　　例一、«真理»报是苏联最为畅销的报纸之一。到时，路边的报亭常是排着长龙，供不应求。卖报的老太太有点耳背，买报人只得高声喊：“有真理吗？”路人常会应声而答：“我们这里，早就没真理了！”大家一笑了之。

　　　例二、苏共“二十大”后，当年扮演斯大林的功勋演员，自然失落，很快穷困潦倒，流落街头。一怒之下，他重新化起妆来，直奔克里姆林宫。连警卫都习惯地举手致礼，他堂而皇之地推开往日办公室的屋门，把正在办公的赫鲁晓夫嚇得魂不附体，恢复了当年卑躬屈膝的原态。两人之间开始了一大段精彩的对话，令人捧腹大笑。只是后续的版本太多了，一个比一个精彩,无暇纪述.
　　　一到茶余饭后，“亚美尼亚广播”就会开始。有人“创作”，有人转播，有人津津乐道地听。

“铭贤”校园生活的片段（解放初期）（六）

　　 政府接管“铭贤”的那段时间，省里常派人来做报告或了解情况。来的次数最多的是李子康和王中青。那时，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不够稳定。凡是省里来人，太谷县公安局总会派人担任警卫任务。常来的是太谷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他身着便装，但总爱斜挎着手枪（和陈佩思、朱时茂演小品时的道具一样），一看就是“八路”出身，紧随首长身后、半步不离。后来这样高规格的警卫也没了。但很长时间以来，凡有省领导住宿学校的“八号楼”，学生会还是要派学生给巡夜。这种事，我干过不少。我常爱和同届好友温书长排在一个巡夜小组。我们一手提着棍子，一手举着手电，在南院、北院四处转悠，闲聊闲侃。既不寂寞，也没半点害怕的感觉。特别遇上洁白月明的夜晚，“铭贤”校园是那样的幽静和令人钟情。在那段巡夜的日子里，从未发现过任何的情况，夜夜平安无事。巡夜时遇到肚子饿了，我们常去小饭厅敲门叫醒熟睡的老张师傅或小贾（贾兴斌）向他们要冷馒头吃。他们常把馒头里给夹上咸菜再加一小勺香油，实在是好吃的不得了。
　　 那时，学校的人数不多，师生员工之间，都能打成一片，大家都比较熟习。我记得，我就是食堂贾兴斌小师傅的入团介绍人。我相信几十年过去了，往日的友情都不会忘记。
　　我们这一班（届）是“铭贤”的最后一届学生，同时也是山西农学院的首届学生。我还能记起山农历史上的几个“第一”。
　　山西农学院历史上的第一辆公用轿车，居然是“奔驰”（豆绿色）。当时，不仅在太谷是绝无仅有，全山西省也只有两辆：一台分派给省“交际处”；另一辆就拨给山西农学院。那是1958年初的事，从此结束了学校无车的历史。这件事来的突然，学校既无司机又无车库。"奔驰”只好停放在农机教研组的门前。我和彭震寰虽没开过汽车，但也算会开拖拉机。所以一段时间内，送领导上火车站或是教师有急病送“仁术医院”都是我们的事。没多久，在送一位临产的女教师去医院时，“奔驰”坏在了半路上，是用拖拉机才拽回来的。这一次李子康院长可真地“发火”了。车子虽不是坏在我手里，可还是狠狠地训了我半天。我当然理解院长的心情，一个劲儿给他解释车子不是坏了，只是出了点毛病（离合器打滑），送太原一修还是好车。
　　“奔驰”应该是在大城市马路上跑的，时速起码在60公里才好。可怜高贵的它来到太谷这小地方，“地无三尺平，车辙半尺深”，天天遇到的不是马车就是牛车，时时处处还得让着牠们,对方受惊闯祸也是咱的责任,再加上两位“二把刀”的司机，不出毛病才是怪事呢！于是学校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找到一位有驾驶本的司机（焦师傅—山农的“第一”位司机），可他的编制还只能是落在我们教研组。
　　没多久，山西农学院的第一辆卡车也来了，它是东德的依发（IFA-32）风冷柴油车。它的到来，学校颇为改观。早先，学校每年迎接新生，总要有十来个人去接站。北京、天津和上海来的新生东西多，全靠我们帮着扛。太谷火车站外，接站的只有手推独轮车（老乡叫“地猪儿”）,新同学都没见过。有些大城市来的女生，死活不离火车站，马上要调头回家。我们只好一路勸说：“学校很漂亮，既来了，去学校看看，再回也可以。”我们扛着行李，先到“一号楼”报到。只要一到校，就没人再提要回家的事了。“依发”到校，使学校大为改观。学校领导班子最终下决心，从年青工人中抽调几位，经培训成了山西农学院的“第一”支汽车队。这些“元老”们，按年龄也早该退休了。我们都曾是很熟习的伙伴。

“铭贤”校园生活的片段（解放初期）（五）

　 近日来,山西农大的一位小学弟（他自称是农大的在读生）通过电脑频频向我传来太谷的信息。他告我，昨天学校降了今冬的第一场大雪，还专门为我跑到“韩氏楼”前后拍了几张照片，传给我。
　　显示屏上的“韩氏楼”，显得更为端庄整洁，半点也没有衰老的身态。一眼就认出了我在楼上住过的那间房屋。于是我套用了别人的诗句，回赠了这位小学弟：“年年岁岁楼常在，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叹。顿时把我又带回到“铭贤—山农”时代。
　　有段时间，“女生院”在维修。女同学也都搬到“韩氏楼”一层暂住。“韩氏楼”变得更热闹了。前面提到过的“野唱”队伍更为壮大，新添了“女声部”，还有、笛子、胡琴和锯琴也自动加入。傍晚，男同学常爱从楼上的窗外给楼下的女生宿舍，用绳子（拿纸包好）送点“好吃的”，通常是地方特产—太谷小花生。收到礼物，楼下一片掌声和叫好。有淘气的男生也会把不能吃的东西送下去，楼下自然是一片怪叫。
　　“韩氏楼”除地上两层外，还有一层地下室，专供男女同学洗漱和洗衣服。房间里有长长的两排洗衣池，有冷、热水笼头常日供水。我们的洗漱用具就放在地下室，从没有抓乱过的事发生。洗好的衣物，可在楼外南边的晒衣场晾晒。楼下烧锅炉的老黄师傅，已过中年，待同学们特别热情友善。到供开水的时间，他总会把锅炉烧的滚开。
　　“韩氏楼”周围的躜天杨，当时已有碗口粗大。树杆上的大眼睛总是看着我们，一群群的年青人，来了又走出去。秋风中的杨树叶，像片镜子那样反着光，还会沙沙作响。
今冬第一场雪后的韩氏楼(张建伟摄)

苏联人的忌讳

　　 苏联人的忌讳，应包括忌音、忌语、忌讳的动作和忌讳的手势。我因知之甚少，只能举几个例子，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忌音。在苏联，不论你讲什么语言，只要有某个忌音，他们听起来会感到你在讲脏话或骂街。例如汉语中“hui”的发音，太多了，象灰、绘、挥、汇、辉、毁、惠、会...，都是汉语交谈中常用的字。当时，中国留学生常爱讲开会的“会”字，就曾引起过不少的误会。更为尴尬的是，女生中有叫“惠”珍、“惠”英的，更是无法向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所以这些女生只好在去苏联之前，把自己的名字改掉。我曾在俄汉字典上查过，到底这个忌音代表什么意思？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苏联男生那里才找到答案，“hui”的发音在俄语中是男性私密处的意思。
　　忌语。有许多忌语是国际性的。例如不问别人的隐私、不问女人的年龄、不问别人的经济收入等等。而在苏联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两性之间（家人除外），不可谈及洗澡的事，会被认为是非礼。如，明知对方刚从浴室出来，就是随便打招呼，也不能问：“你从哪里来？”否则，最好的回应，也是不理睬你（妳）罢了。

　　忌讳的动作（行为）。不许跨着门坎和人讲话。包括楼门、电梯门和房门的门坎，会被视为恶意吵闹。送礼物时，是“送单不送双”；和中国的习惯“送双不送单”刚好相反。
　　忌讳的手势。朋友之间，常会用某种简单的手势表达涵义。这样才显的更亲近和幽默。例如，双手握拳在胸前轻轻上下敲击，是表示吃饭和进食的意思。若稍不留意，变为拳和掌的上下敲击，就转变为性行为的手势了，显得粗野低俗。

戈尔巴乔夫的困惑（趣文转登）

　　　 前苏联的经济一度病入膏肓，面对记者的苦苦纠缠，戈尔巴乔夫说道：“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找不出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但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望向记者：“而戈尔巴乔夫的难题是，他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有一个是聪明的，但同样不幸的是，他不晓得是哪一个。”（摘自«世纪»）
М.С.戈尔巴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