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女兒來到博客,一切從頭學,慢慢來


by manman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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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身世,有新说

   孔祥熙是我母校“铭贤”的创始人,今年刚好又是校庆100年,所以在我的博客中,多次地提到过他。例如,在2006年8月3日我写的«孔祥熙和“铭贤”» 一文,一开始就写到:“孔祥熙...,自称是孔子75代后裔,...。”但是,当时曾有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学人,在博客的“评议”栏中问我,我所说的“自称”是否有“伪称”之意。我以文字作了回答,“自称”就是“自称”,并无“伪称”之意。因为在山西太谷的“孔家坟”,我亲眼见到过,在孔祥熙父亲孔繁慈的墓碑上刻有孔子七十四代孙的字样。这一点是绝对没错。但“自称”二字的用法确易引起他人误解,为此我正有点忐忑不安。
   近日邂逅新书简介,就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的«小民话晋商»(作者梁小民)面世。书中对孔祥熙是孔子的后代以及是山西富贾之后的说法,提出了有理有据的异议。据文字介绍,作者梁小民是山西霍洲人,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清华大学等九所院校的特聘教授。相信该书很快能和读者见面。
   倒让我在无意中写了“自称”二字后的不安的心情有所缓解。当然,讨论只还是讨论而已。有兴趣者,可细读梁小民先生的这本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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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12 13:44 | 青年時代
   日本的樱美林大学,座落在东京都町田市附近土丘上的一片茂密的樱树林中。每到樱花盛开季节,这里人花如云,美不胜收。大学的创始人清水安三先生,出身贫苦农家,自小笃信基督,终身服务于教育事业。早在1924年,清水先生赴美,就读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神学部两年。欧柏林的办学精神给清水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返回东京决意在町田创办一所私立学园时,把自己的这所学园取名为“樱美林学园”(日本的学园是一种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一贯制教学体制;樱美林学园是以樱美林大学为主)。因为,樱美林正是欧柏林的偕音(樱美林的日语读音是Obrin),所以,清水先生既有弘扬欧柏林之意,又给这所战后新建的学园付予“樱”—祈望和平之感。而樱美林大学倡导的“学而事人”的办学宗旨,竟然和美国欧柏林学院以及中国的铭贤学校的办学宗旨(学以事人)都是一脉相承(Learning for Service)。
   其实,清水安三先生和中国的教育还更有一番深缘。青年时代的清水先生,熟知奈良招提寺鉴真和尚东渡的事迹,对隔海相邻的中国怀有极度的兴趣。早在1919年就迁居北平,落脚在日本同学会,开始接触中国“五四运动”的新思潮。阅读过陈独秀、胡 适、鲁 迅等人的著作并与之有所交往。«鲁 迅»的日记里,就曾有清水先生两次拜访的记录:一次是在1923年8月1日,两人相遇,同去咖啡馆小坐;另一次是在1924年5月7日下午,清水安三先生来探望鲁迅,未遇。
    时年,中国北方大旱。清水先生积极参加赈灾活动,在北平朝阳门外灾民集居的地方,于1921年办起“崇贞学园”(后改名为“崇贞女校”)。到1935年崇贞女校已扩充为有六年制小学部和三年制初中部的规模。
   抗战胜利后,崇贞女校由中国政府接管。清水先生回日本创办樱美林学园。今日的樱美林大学是一座规模不算太大,但在传授中国文化方面犹为著名。1966年该校开设中国语中国文学专业。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研究。             樱美林很关注国际交流,已和世界5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关系。就中国而言,到2001年4月,已和17所国内著名院校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目前有将近五百名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就读。
   1988年,96岁高龄的清水安三先生与世长辞。但他制定的办学方针和精神已深深地融入樱美林。
   当年清水安三先生创办崇贞女校的旧址,几经变革现在是北京朝阳门外的陈经伦中学。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樱美林和她的母校恢复了亲密的往来。现今的陈经伦中学里,仍耸立着两块清水先生的题字碑(“学而事人”和“学长補短”)。
   2004年初,中国驻日本使馆临时代办程永华代表教育部和国家汉学办向日本樱美林大学赠送了1100册中文图书。该校现任理事长兼校长佐藤东洋士先生和该校300多名师生出席了赠书仪式。
    2005年11月1日,樱美林大学和中国国家汉学办签署协议,成立了日本的第二个孔子学院,并指定中国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具体承办单位。
    祝愿日本樱美林大学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日,偕老伴儿同去拜访了朝阳门外的“陈经伦中学”和阜成门内的“鲁迅博物馆”,收益颇丰。
   本文参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4年4月)闻黎明的文章,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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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陈经伦中学校园内清水安三先生的塑像和题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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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2-13 21:59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紧接着发生“抗美援朝”,使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各种联系已基本停止。属于文化方面,联系较多的一些教会学校和医院,更无例外。
   1950年,台湾一批热心教育的人士,基于当时事实上的需要,联名向成立于1932年,曾负责襄助过大陆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美国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简称UBCCC)建议,在台湾设立一所新的大学以延续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该董事会欣然接受,并于1952年初派秘书长芳卫廉博士(Dr.Wil-liam,P.Fenn)专程赴台考察。根据考察结果,UBCCC决定以原供给十三所大学的经费在台湾重新成立一所大学。次年(1953年)6月UBCCC派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神学院前院长葛兰翰博士(Dr.Thomas W.Graham)为代表,到台成立该校的建校筹备处和校董事会。经多方考量后,选定台中市西屯区大度山为校址,并把校名定为“东海大学”。随即,抓紧规划、施工,平地起家,把一片红土、蔗园,建成一座台湾少有的美丽校园。东海大学的校园规划与设计,出于著名华人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等几位名家之手。座落在活动中心与教学区间、空旷草坪上的路思义教堂,就是东海的代表景观。
   1955年东海大学正式成立。首批召生的有文学院和理学院,并把11月2日定为东海大学的校庆日。
   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2005年东海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上,第七届(现任)校长程海东博士做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在他追忆东海往事时,多次提道山西、太谷和铭贤。他向师生们说,我不知道各位有哪些人知道“欧柏林•山西规划”(Obeirlin Shansi Program)。他接着说,这一规划是1908年在欧柏林学院制定的。当时规定是要在教育方面支持中国,特别是山西省太谷县的铭贤学堂。我们学校(指东海)也有一个铭贤堂,跟那个(山西的)名字相同。他指出,早期欧柏林学院借助这一规划,曾派来大学毕业生到东海教书。程海东校长举起手中的一封来信激动地告诉大家,这封信是来自1954-56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服务的助教柯兰妮(Lenice Krull)。柯女士信中说:“我是欧柏林•山西的老师中,第一个来到东海大学的,...。”听众掌声四起。可见欧柏林和台湾东海大学的深渊的关系。
   五十年来,东海大学在茁壮成长,名扬海外。由建校时的两个学院,又增设了工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和法学院。台湾的东海大学,逐渐为大陆学界所关注。东海大学的学者也曾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及对两岸关系的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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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2-09 12:00 | 青年時代
   政府接管“铭贤”的那段时间,省里常派人来做报告或了解情况。来的次数最多的是李子康和王中青。那时,刚解放不久,社会治安不够稳定。凡是省里来人,太谷县公安局总会派人担任警卫任务。常来的是太谷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他身着便装,但总爱斜挎着手枪(和陈佩思、朱时茂演小品时的道具一样),一看就是“八路”出身,紧随首长身后、半步不离。后来这样高规格的警卫也没了。但很长时间以来,凡有省领导住宿学校的“八号楼”,学生会还是要派学生给巡夜。这种事,我干过不少。我常爱和同届好友温书长排在一个巡夜小组。我们一手提着棍子,一手举着手电,在南院、北院四处转悠,闲聊闲侃。既不寂寞,也没半点害怕的感觉。特别遇上洁白月明的夜晚,“铭贤”校园是那样的幽静和令人钟情。在那段巡夜的日子里,从未发现过任何的情况,夜夜平安无事。巡夜时遇到肚子饿了,我们常去小饭厅敲门叫醒熟睡的老张师傅或小贾(贾兴斌)向他们要冷馒头吃。他们常把馒头里给夹上咸菜再加一小勺香油,实在是好吃的不得了。
   那时,学校的人数不多,师生员工之间,都能打成一片,大家都比较熟习。我记得,我就是食堂贾兴斌小师傅的入团介绍人。我相信几十年过去了,往日的友情都不会忘记。
  我们这一班(届)是“铭贤”的最后一届学生,同时也是山西农学院的首届学生。我还能记起山农历史上的几个“第一”。
  山西农学院历史上的第一辆公用轿车,居然是“奔驰”(豆绿色)。当时,不仅在太谷是绝无仅有,全山西省也只有两辆:一台分派给省“交际处”;另一辆就拨给山西农学院。那是1958年初的事,从此结束了学校无车的历史。这件事来的突然,学校既无司机又无车库。"奔驰”只好停放在农机教研组的门前。我和彭震寰虽没开过汽车,但也算会开拖拉机。所以一段时间内,送领导上火车站或是教师有急病送“仁术医院”都是我们的事。没多久,在送一位临产的女教师去医院时,“奔驰”坏在了半路上,是用拖拉机才拽回来的。这一次李子康院长可真地“发火”了。车子虽不是坏在我手里,可还是狠狠地训了我半天。我当然理解院长的心情,一个劲儿给他解释车子不是坏了,只是出了点毛病(离合器打滑),送太原一修还是好车。
  “奔驰”应该是在大城市马路上跑的,时速起码在60公里才好。可怜高贵的它来到太谷这小地方,“地无三尺平,车辙半尺深”,天天遇到的不是马车就是牛车,时时处处还得让着牠们,对方受惊闯祸也是咱的责任,再加上两位“二把刀”的司机,不出毛病才是怪事呢!于是学校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找到一位有驾驶本的司机(焦师傅—山农的“第一”位司机),可他的编制还只能是落在我们教研组。
  没多久,山西农学院的第一辆卡车也来了,它是东德的依发(IFA-32)风冷柴油车。它的到来,学校颇为改观。早先,学校每年迎接新生,总要有十来个人去接站。北京、天津和上海来的新生东西多,全靠我们帮着扛。太谷火车站外,接站的只有手推独轮车(老乡叫“地猪儿”),新同学都没见过。有些大城市来的女生,死活不离火车站,马上要调头回家。我们只好一路勸说:“学校很漂亮,既来了,去学校看看,再回也可以。”我们扛着行李,先到“一号楼”报到。只要一到校,就没人再提要回家的事了。“依发”到校,使学校大为改观。学校领导班子最终下决心,从年青工人中抽调几位,经培训成了山西农学院的“第一”支汽车队。这些“元老”们,按年龄也早该退休了。我们都曾是很熟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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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1-28 18:20 | 青年時代
  近日来,山西农大的一位小学弟(他自称是农大的在读生)通过电脑频频向我传来太谷的信息。他告我,昨天学校降了今冬的第一场大雪,还专门为我跑到“韩氏楼”前后拍了几张照片,传给我。
  显示屏上的“韩氏楼”,显得更为端庄整洁,半点也没有衰老的身态。一眼就认出了我在楼上住过的那间房屋。于是我套用了别人的诗句,回赠了这位小学弟:“年年岁岁楼常在,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叹。顿时把我又带回到“铭贤—山农”时代。
  有段时间,“女生院”在维修。女同学也都搬到“韩氏楼”一层暂住。“韩氏楼”变得更热闹了。前面提到过的“野唱”队伍更为壮大,新添了“女声部”,还有、笛子、胡琴和锯琴也自动加入。傍晚,男同学常爱从楼上的窗外给楼下的女生宿舍,用绳子(拿纸包好)送点“好吃的”,通常是地方特产—太谷小花生。收到礼物,楼下一片掌声和叫好。有淘气的男生也会把不能吃的东西送下去,楼下自然是一片怪叫。
  “韩氏楼”除地上两层外,还有一层地下室,专供男女同学洗漱和洗衣服。房间里有长长的两排洗衣池,有冷、热水笼头常日供水。我们的洗漱用具就放在地下室,从没有抓乱过的事发生。洗好的衣物,可在楼外南边的晒衣场晾晒。楼下烧锅炉的老黄师傅,已过中年,待同学们特别热情友善。到供开水的时间,他总会把锅炉烧的滚开。
  “韩氏楼”周围的躜天杨,当时已有碗口粗大。树杆上的大眼睛总是看着我们,一群群的年青人,来了又走出去。秋风中的杨树叶,像片镜子那样反着光,还会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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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第一场雪后的韩氏楼(张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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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1-25 19:01 | 青年時代

未公开过的个人“秘密”


   一九五三年我申请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未被批准。那时,我们学院只有党的支部。支部书记是院长,其他支委多是政府接管后派往我院的行政和政工人员。我的入党问题的讨论已近尾声了。分管组织的贺学菴老同志,发了一个决定性的言。他说,我的年岁是按虚岁计算的,如果按党章规定应该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才能入党。为了安慰我,还说:“历史上也有破格的,比如刘胡兰,但那是战争年代啊。”我只怪自己,如此的不严肃认真。常常是以农历的生日计算虚岁。
   直到一年后的一九五四年才批准我为中共予备党员。这件事我从未对别人讲过,怕有“自我吹嘘”之嫌。现已年过七十,脸皮也厚了。说出事实,也不怕别人骂了。反到能证明我们的老同志是何等的严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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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23 08:46 | 青年時代

我是怎样改行(hang)的

<   我的大学本科是在山西农学院农学专业完成的。在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极为重视新课程的设置,一定要为我们开设“农业机械化”课程。但这方面的教师奇缺。只好通过“铭贤”的关系,把时任太原工学院机械系主任的张志僖教授请来为我们上课。
   张老师每次来都很辛苦。太原离太谷只有六十公里,但阎锡山时代留下来的窄轨火车竟要走四个小时(这一点也不誇张,我们太原的学生放假乘车时,淘气的男生竟跳下火车撒尿,撒完还能追上火车)。火车站离学校还有一、二里。出于礼貌,学校每次都有专人去车站接送张老师。那时学校也没汽车,接送的人也只是在路上陪张老师说说话。
  我的大学学习成绩,确实是平平一般,绝对没有像侯庸生和杨奎华(女)他们几位好。但唯独对农机特别认真。张老师是解放前由“铭贤”派往欧柏林大学的,解放后首批回国的前辈。他的教学方法新鲜,讲课时不停地提问学生。一堂课下来,我们这七个人起码被提问两、三次。我每次的回答几乎都使张老师满意,特别在课程结业的口试时,我抽题后,经过一番准备,上台向师生解答。我发挥的不错,激动的张老师竟当场说出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给你们院长建议,毕业后把x x x留下来,培养成你们自己的农机教师。”我听了只能脸红。但后来确实就这样做了。留校后没有几天就派我去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进修。从此开始了我艰苦的改行学习新专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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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22 12:15 | 青年時代
   前面曾说过,这段时期“铭贤”的老师比学生多,教室比老师多。其实,还有一个比教室数目还多的,就是冬天时教室里使用的火炉数。这也不奇怪,大一点的教室生两个火,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刚刚解放,学校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自四川,少数(不到十几人)是在太原和西安补招的新生。学生经济状况都会有一定的困难。虽然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但也记不得有什么高额的学费,可是每月的伙食费总是要交的。当时的学生会就向校方提出给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校方答应的勤工俭学主要内容是生教室里的火炉,而且只是每天早晨生一次,这炉煤烧完为止,第二天上课之前再重生一次。
   我申请到的勤工俭学任务是每天早晨上课之前,生着小礼堂下面五个教室的火炉。任务也不难。头天晚上,把炉灰掏空,炉膛里先放纸,再放干树枝或劈柴,把碳块放在炉圈旁。第二天上课前提前用火柴点燃下面的纸,等木材燃旺后,把煤块放入,盖好炉盖,靠烟筒抽风,很容易就生着了(山西的煤炭确实是易燃)。五个炉子有一刻钟绝对搞好。到九、十点钟,炉火最旺,到十二点也就自灭了。
   其实,这许多的教室并没几个学生来上课。我也说过,有些班级只有一、两个学生,干脆就去老师家听讲了。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过。干这么一点小活儿,能免交伙食费,自然是件好事。至于学校天天生火炉的怪事,我常以“疏于管理”的笑话,讲给别人。就在我动笔的此刻,突然冒出一个奇特的想法:何偿不是有谁在为我们这群学生刻意创造勤工的机会呢?我只是突然的想法,没有任何依据。
  一九五一年的下半年,政府接管了“铭贤”。全部学生享受“人民助学金”。勤工俭学的事也就没了。
  “铭贤”的事,就想写到这里了。特别欢迎铭贤的学长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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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20 11:47 | 青年時代

   刚从四川成都迁回到山西太谷时,最大的困难是没电。好在那时还没有正式上课。师生的文娱活动极其困难。找个放映队来放场电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在操场上放了一场“白毛女”,大家都高兴了很久。
   那时唯一的文娱活动,就是跳(交际)舞。好像,男女师生都会跳,不仅晚上跳,有时下午也跳。小规模的常在南院一号楼一层。有三十平米左右的开间,地板上撒上滑石粉,再搬一台手摇发条的留声机,就可以跳起来了。那时,师生不分,老幼不分。我们这些新生很快也成舞迷了。跳的最好的一对,要算朱景梓老师(朱老师后来是全国知名的诺维柯夫齿轮专家,太原工学院有他的齿轮研究所,曾任过一段太原工学院的院长)和他的夫人这一对。他们一般来的较晚。当他们进入舞池后,多数人会驻足欣赏。
  大型一点的舞会,常在小礼堂楼上举行。场地有五、六十平米大。常是敲鼓打点,不是三步,就是四步。这里的舞会是由学生会主持。舞会前文娱部的部长要去每个学生楼吹哨并高喊“检查爱国公约了!”因为在每个学生制定自己的爱国公约时,都有一条是“坚决响应学生会的号召”。所以那些爱在灯下玩撲克的人,不想去,也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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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19 16:41 | 青年時代

铭贤的“四月大学习”

  一九五一年的四月份,“铭贤”在山西省教育厅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整整一个月的政治学习。当时称“四月大学习”。这是政府接管“铭贤”的前奏。
  晋中的四月天地,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大致是十人一个小组,分散在校园的草地上,席地而坐,分组讨论,认真学习。遇有大报告,大家都会集中在“四明亭”附近的假山上,坐得“满山遍野”。大报告的内容,除有省领导来讲话外,多是军代表(后为院长)李子康的动员和小结。也邀请过当地农民对洋人医院的“控诉”等活动。
   这次政治学习的目的是为配合着“抗美援朝”运动,肃清我们每个人头脑里的“崇美帝、亲美帝和恐美帝”的“三帝”思想。那时,对帝不帝,倒一下子没有搞清楚,但“崇美、亲美和恐美”的思想,每个人倒会不同程度地有一点儿。“铭贤”人能不亲美吗?谁又不怕原子弹呢?但总而言之,这次政治学习,还是“和风细雨”的,没有什么“个人批判”,更没有学生批老师的场面。对提高师生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好处,为政府接管“铭贤”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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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18 15:27 | 青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