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女兒來到博客,一切從頭學,慢慢來


by manman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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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月琴是何许人也?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在我回国之前,使馆的人士告我,和我同车回国的还有一位吴月琴同志。她是王淦昌教授的夫人,一句俄语也不会。要我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关照。
   火车开动前,有人把她送上车,而且和我安排在同一包厢间里。我起身先做自我介绍,并说明使馆同志给我打过招呼,请不要客气。来者是一位中年(五十多岁左右)的小脚妇女,一身中式打扮。我想来想去,只能称她为“阿姨”才较为得体。从此开始了七天七夜的漫长旅途。我们慢慢熟习起来。吴阿姨的心态,是那样地纯朴待人,十分友善,和她的穿着打扮完全一致。
   五十年代初,王淦昌教授和一批我国年青的核科学家在莫斯科郊区的杜布纳(дубна)市(当时,俗称原子能城)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1958年王淦昌教授又兼任了该所副所长。杜布纳市始终笼罩着神秘色彩,外人知之甚少。吴阿姨是专为照顾王教授的生活起居而来。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王教授在一次回国参加重要会议之后,就未重返杜布纳。所以吴阿姨这次是结束在杜布纳的生活,准备回国和家人团聚。
   列车在1963年4月下旬的日子里到达北京,王淦昌教授身着黑色夹克和家人已在站台迎候。经吴阿姨介绍,王教授和我握手寒暄,并客气地邀我有空去家中玩。当然,我从未去打扰过。但此后,我对王教授、特别是吴月琴阿姨的媒体报道特别留意。两位老人己于1998年秋先后仙逝,她们的人品和情意绵绵的爱情生活,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我想借此,转载一篇好文( 自«伴侣»路人/文),以饕诸位:

   
«两弹之父»王淦昌的爱情人生
 

   王淦昌,江苏常熟人,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为了新中国的核事业,他隐姓埋名长达十七年。他与妻子吴月琴从“父母之命”到相知相守,直到今天都让人怀念••••••
   
似有遗憾“娃娃亲”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然而,当王淦昌4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9年之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早早地撒手人寰。看到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外婆决定给他成个家。
   在王淦昌小学毕业那年,外婆派人到邻乡的老中医世家—吴家提迎娶的事,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
   新婚之夜,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更别提上前掀开新娘的红盖头了。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新家的温暖,就匆匆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上海浦东中学。此时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那群负笈过海留洋归来的新运动斗士的学识、理念以及反叛精神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思想。每每想到自己乡下的三寸金莲的“娘子”时,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悔和疼。有几次,他鼓足勇气赶回老家要“退掉娘子”,但一踏进家门,一看到善良贤惠的“大姐姐”又是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又是忙里忙外地烧水做饭、洗衣纳鞋,到了嘴边的话硬是憋了回去。

   
贤妻助夫成大器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毕业后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赴德国的官费研究生。一直资助他念中学、大学的大哥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从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王淦昌思前想后,对妻子说:“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了,就守着你们娘儿4个过日子吧。”妻子却轻轻堵住他的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学识渊博儒教授

   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王淦昌回国后在浙大物理系任教授。这位年仅28岁的留德博士,是当时浙大最年青的教授,有人称他是“娃娃教授”。但他以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女学生常向他投来倾慕的目光。他得知女学生是金陵人士,是浙大的女才子。
   有一天,“金陵才女”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吃惊地发现下了车的教授竟亲热地挽着一个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
   “金陵才女”尖刻地对王淦昌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王淦昌摇着头说:“作为男人,对月琴和孩子们,当然还包括你,我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我们的关系只能定位在师生上,只能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牵羊进校”传佳话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迁往大后方。王淦昌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浙大在贵州的小山城湄潭落脚后,吴月琴在荒山坡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当着王淦昌的面啧啧称赞“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恳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鬼子兵啊!”
   几天后,吴月琴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一天傍晚,当妻子从山上放羊回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儿不能都让你一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羊。”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试验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夫妻相随化蝶去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荫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青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那个撞人青年人逃之夭夭,两位上了年纪的老者扶起一代大科学家,通知了他的家人。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5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地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老被查出患有胃癌且已到晚期。百日之后,他追随已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
   一曲百年牵手的世纪绝唱嘎然断了弦。当我们仰望他们,走近他们时,面对时下随风飘逝的易碎婚姻,面对太多太滥而又瞬间移情的山盟海誓,拥有过爱情也拥有过婚姻的我们,不得不向这对似乎只拥有了婚姻却仍能握住幸福之手的世纪老人掬一捧歆羡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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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08 18:03

也有“不归者”

   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不能再紧张的程度了。当时新疆的苏侨问题、珍宝岛问题和互逐使馆人员问题,都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国内也正处于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绝大多数的留苏学生都能经得起这场严重的政治考验,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尽快地完成好自己的论文答辩,争取早日回国。但据说,也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不归者”,留滞他乡。当时称这类行为谓“逃叛”,属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多数是源缘于个人情感和恋爱婚姻问题。早年,对留苏学生的跨国婚姻问题,是采取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到六十年代初,已变为明言禁止。违者,经劝说不改,立即遣送回国。这类事情也曾有过,而且还不是个别。爱情有时也是让旁观者无法理解的怪物,有那么几个年青人宁可遭中断学习的悲局,也不愿割断那渺茫无望的水月恋情。
   这些滞留不归的事,通常是发生在个人论文答辩后,到回国之前的这短短几天里。因为学位论文的通过,意味着他(她)今后在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保障。一般先是不辞而别,而后再做个书面声明。也有是在最后准备赴火车站回国的途中,把送行人的TAXI甩掉,自己连人带物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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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05 11:09 | 青年時代
    那段时间的留苏学生都记得,苏联大学生(包括中国的研究生)的标志性物件—手提箱。箱子里放着当天用的课本和笔记本、酸奶一瓶和长面包一个,女同学也许还放点化妆品。他(她)们上课是“六节一贯制”,一口气要把全天的课上完,才离开学校。所以小箱子是大学生的必需品。
   手提箱还有别的用途,例如在车站等候汽车、电车和电火车时,把它立放在地上,刚好是一个半高的板凳。它既轻便又结实,是用玻璃钢(玻璃纤维)做成,每个角有金属件保护加固。男同学打闹时,常把手中的箱子抡来抡去当“武器”。
   这绝对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和研究生独有的标志。中、小学生都是背书包。只要大学(或研究生)一毕业,就再没人拎箱子了。上了班的年青人和中年人一定是拿着档次不等的皮包,夹在腋下或拎在手中。
   一到莫斯科,我就买了手提箱。跟我走南闯北,三年半下来,没有丝毫损坏,最后还把它带回中国。是我少有的几件纪念品之一。也是在“文革”战备疏散时,才不得不把它丢掉。
   近日,欧美同学会通知,中国要在北京筹建规模宏大的“留学生博物馆”,正在向各方人士征集展品。我相信,当小手提箱呈现在展馆时,一定会勾起许多人对年青时代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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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2-29 15:36 | 青年時代

苏联人的好习惯

   莫斯科的苏联人有爱看书的好习惯。无论在公交的汽车、电车、电火车和地铁,甚至在地铁的扶梯(滚梯)上,常会有很多人专心致志地看书阅报。一点也不奇怪,莫斯科的地铁,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有一段是在莫斯科河的底下穿过,离地面有200多米深。就是分三次乘梯而下,扶梯也实在够长了。在扶梯上看报,是莫斯科地铁的独特风景。
   苏联的大商店里,也常有排大队的现象。多数情况是为购买新奇物品。这些物品常是售完为止,排长队的人,不论等了多久,都会随即而散。没有抱怨和争吵的现象。我几乎从未见到过,在排队时有人插队(夹塞儿)的事。他们日常生活中,连“夹塞儿”这类的词汇也没有。我曾很费劲地向他们解释,在中国一段时期常见的“夹塞儿”现象。但他们还是没明白。一个劲儿问:“为什么?”
   在各种交通工具上,普遍有给老人和妇女让座位的良好习惯。有的男青年甚至在有空座位时,他也不坐。一则是免得过一会儿再给人让座,再则也显示自己是一个年青力壮、充满活力的小伙子,比别人多出点力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见后,令人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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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2-07 17:38 | 青年時代

“政治笑话”满天飞

   那段时间,在莫斯科的苏联人和外国人之间,流传着许许多多的“政治笑话”。“政治笑话”的俄语原文是“亚美尼亚广播”(Армянское радио)。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民意反应和“小道消息”,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变得喜闻乐听,意味深长。举两个简短的例子。
   例一、«真理»报是苏联最为畅销的报纸之一。到时,路边的报亭常是排着长龙,供不应求。卖报的老太太有点耳背,买报人只得高声喊:“有真理吗?”路人常会应声而答:“我们这里,早就没真理了!”大家一笑了之。

   例二、苏共“二十大”后,当年扮演斯大林的功勋演员,自然失落,很快穷困潦倒,流落街头。一怒之下,他重新化起妆来,直奔克里姆林宫。连警卫都习惯地举手致礼,他堂而皇之地推开往日办公室的屋门,把正在办公的赫鲁晓夫嚇得魂不附体,恢复了当年卑躬屈膝的原态。两人之间开始了一大段精彩的对话,令人捧腹大笑。只是后续的版本太多了,一个比一个精彩,无暇纪述.
   一到茶余饭后,“亚美尼亚广播”就会开始。有人“创作”,有人转播,有人津津乐道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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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2-05 11:26 | 青年時代

苏联人的忌讳

   苏联人的忌讳,应包括忌音、忌语、忌讳的动作和忌讳的手势。我因知之甚少,只能举几个例子,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忌音。在苏联,不论你讲什么语言,只要有某个忌音,他们听起来会感到你在讲脏话或骂街。例如汉语中“hui”的发音,太多了,象灰、绘、挥、汇、辉、毁、惠、会...,都是汉语交谈中常用的字。当时,中国留学生常爱讲开会的“会”字,就曾引起过不少的误会。更为尴尬的是,女生中有叫“惠”珍、“惠”英的,更是无法向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所以这些女生只好在去苏联之前,把自己的名字改掉。我曾在俄汉字典上查过,到底这个忌音代表什么意思?一无所获。后来还是在苏联男生那里才找到答案,“hui”的发音在俄语中是男性私密处的意思。
  忌语。有许多忌语是国际性的。例如不问别人的隐私、不问女人的年龄、不问别人的经济收入等等。而在苏联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两性之间(家人除外),不可谈及洗澡的事,会被认为是非礼。如,明知对方刚从浴室出来,就是随便打招呼,也不能问:“你从哪里来?”否则,最好的回应,也是不理睬你(妳)罢了。

  忌讳的动作(行为)。不许跨着门坎和人讲话。包括楼门、电梯门和房门的门坎,会被视为恶意吵闹。送礼物时,是“送单不送双”;和中国的习惯“送双不送单”刚好相反。
  忌讳的手势。朋友之间,常会用某种简单的手势表达涵义。这样才显的更亲近和幽默。例如,双手握拳在胸前轻轻上下敲击,是表示吃饭和进食的意思。若稍不留意,变为拳和掌的上下敲击,就转变为性行为的手势了,显得粗野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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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1-24 17:09 | 青年時代
    前苏联的经济一度病入膏肓,面对记者的苦苦纠缠,戈尔巴乔夫说道:“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找不出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但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望向记者:“而戈尔巴乔夫的难题是,他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有一个是聪明的,但同样不幸的是,他不晓得是哪一个。”(摘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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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С.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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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1-21 11:16 | 青年時代
   “克格勃”(КГБ)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的简称,世人都有所闻。和美国的“中情局”、英国的“军情五处”齐名。
   哪是一九六二年初秋的一个夜晚,随着列宁图书馆读者清场时间的到来,结束一天的忙碌,沿着加里宁大街向红场方向走去。当时要回我们学校,还没有后来的“季米里亚捷夫”地铁站,惟一的交通工具是起点设在红场南端的78路公共汽车。既或是在夜晚,这里也总会有长长的排队,已是习以为然的常事。这天晚间大家依然在红场边静候着。不知从什么方向,有两人突然向我们队列大模大样走过来,停在离我很近的那人面前。他们并不像认识的熟人。来人熟练地翻起风衣的上领角,显示给对方看。借着红场上的灯光(或是月光),附近的人都看清了衣领角背面的金属小牌上有“КГБ”字样。没听见他们的简短交谈,只见三人一同离队而去。
  当晚到家(宿舍),就把这一稀有的见闻,告知中国同学。也算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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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1-16 10:06

导师家中作客

  在苏联,无论是朋友或同事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常是用邀请到家中作客来表达。其内容必然是先喝酒,其后聊天唱歌,客人多时还可能来个家庭舞会或是放映主人制做的幻灯片(放映幻灯是当时苏联家庭的一种时尚)。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天,我打整一番之后,有备而去。老师和师母开门相迎。家中还有上中学的一儿、一女。按现在的观点看,居家的面积并不太大。客厅也就是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家俱是比较考究的,最能吸引眼球的是明亮的展品柜。摆满了老师在国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讲学时接受的礼品和纪念品,还有我一眼就认出来的一对中国小瓷花瓶。
  餐桌上早已摆好各种干果、糖果、蛋糕和必备的伏特加与熏鲱鱼(Водка и Селедка),后者和中国南方的韶兴酒与茴香豆一样是酒桌上著名的搭配。
   师母不停地邀我:“请坐,请坐,”但我却真的犯难了,不知道该坐在什么位置,才适合我的身份(后悔,事前没向老同学请教这一点)。我想到,在中国有“上席”和“下席”的礼仪,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心急之下,把椅子挪动到桌子的角上,刚要坐下。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全家的哄堂大笑。还是师母心直口快,笑着告我:“只有第一次上门的女婿,才能坐在桌子的边角处。”这一笑,倒使我解脱了尴尬的局面,找到了自己该坐的位置。
   俄罗斯的酒杯就是普通的茶杯(宴会除外)。老师来过中国,没难为我。别人都是满满一杯(不分男女),只给我斟了半杯。老同学提醒过,我是吃饱才来的。半杯伏特加下肚,只觉脸上发烧通红,倒还没有失态。只记得,老师两杯下肚后,给我们讲了一个苏联专家在中国喝酒的故事,是他亲眼所见(是真事):北京的某高校在一次宴请专家时,专家兴致很高,他推开桌上的酒杯要来茶杯,一连两杯下肚,顿时出了大事,抢救无效。我的老师很内行,告我,中国的“二锅头”有60度;俄罗斯厉害的伏特加也只有40度。他倒反问我,中国的茅台有多少度?我真的一无所知。最后是老师开车,送我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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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1-15 10:23 | 青年時代

重返莫斯科

   休假结束,登上北进的列车,重返莫斯科。
   挥别亲人,有如出征战士,把乡思和恋情厚厚地“封存”起来。
  我选择了途径东北出境、横穿西伯利亚直达莫斯科的路线。和第一次去莫斯科的路线完全一致,但心情有所不同。
   第一次,是怀着紧张和好奇的心情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面孔和所见的景物是那样的陌生。一路上随处可见的俄文单字,都要考察一下,是否似曾相识,有无必要把它死记硬背下来。列车上的七天七夜,也记不得是怎样熬过来的。
   这一趟,可大不一样。过境之后,苏联茂密森林和一望无际、宽阔无边的雪原,留下了美好的感受。俄罗斯名曲“三套车”的景色,全显眼前。没有这样的景界,哪能有这样动听的旷世之作呢?一排排的白桦林、一憧憧童话中的小木屋,擦肩而过,实在无法再多看它们一眼。
   过了苏联的东方重镇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列车奔驰在贝加尔湖湖畔。我悠闲地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儿童时代我酷爱吹笛子,曾达到过在小学登台表演的水平。表演的曲目就是“苏武牧羊”。我想透过车窗,寻找那位两千多年前在汉武帝时代曾出使匈奴、而又被流放在“北海”十九年之久的苏武,留下点什么令后人仰慕的史迹?俱往已。所幸,苏武本人最终还是回归故里,在盛世的长安,度过他的晚年,给后人以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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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加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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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0-30 09:53 | 青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