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女兒來到博客,一切從頭學,慢慢來


by manman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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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证了六十年前的太原解放。其实,那时我只是个十二、三岁、贪玩爱耍的孩童。所见所闻,极为肤浅,更谈不上有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只能算是儿时的一些片段记忆。为记载这段童真无饰的回忆,我在新浪网上曾写过多篇关于太原解放前、后的博客,都是些当年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小事。没曾想到,几十年后,家乡报纸(山西晚报)年初来电话,要约时间来家访谈,我问:“为什么呢?”“您也是太原解放六十年的见证人啊!”电话中这样告知。
   没过几天,晚报记者刘斌按约而来,稍加客套,顺手掏出录音器搁在桌上,开始了我们一问一答的聊天。言谈中,我大概已不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反倒像个掏气的顽童,滔滔不绝地表述着当年的种种往事。
   今年的4月24日,是太原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日,《山西晚报》发表了刘斌采访我的文章。原本他答应我,马上会把当天报纸寄给我。可是在三个多月之后的前些天,我才收到这张报纸。刘斌在E-mail中告诉我,这些日子他就没在家中呆过,哪里有喜情、灾情和险情,都须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为采访四川5.12地震一年后的重建情况,在那里就住一个多月的时间。唉!做记者也真不易,常见他(她)们报道别人,又有谁去报道他(她)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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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太原解放60周年特别报道

   报道的内容就不提了,单是把我和另一位六十年前曾参加过解放太原的全程战斗、获《解放太原功臣勋章》的英雄并列在一起(一个老兵;一个市民),已使我无地自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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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9-08-28 07:56

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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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蜻蜓

   这几天,我家窗前的蜻蜓特别多,而且还做了许多怪样子,让我在无意中对牠们又产生了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就喜欢蜻蜓而且喜欢玩儿蜻蜓。那时,我家住在太原的飲马河(如今的太原动物园)畔,夏天的一早、一晚,河边的天空满处飞翔着各色的蜻蜓,最好看的要数红蜻蜓、兰蜻蜓和黄蜻蜓了。牠们有时在空中追逐飞翔,有时栖息在芦苇的枝叶上,任风搖来晃去地享受着清凉。
   儿时,在我们那一片儿里,我曾是捕捉蜻蜓的能手。除用树枝抽打和用小网子追捕外,最有效的办法是用一只母蜻蜓,可以不停地去吊捕公蜻蜓。当你抓到母蜻蜓(肚子的颜色发紫)时,用棉线的一头拴紧牠的胸部(不影响牠飞翔),另一头系在小棍上。当你手执小棍搖动时,被系着的母蜻蜓就在你头顶上转圈飞翔,过路的公蜻蜓不知其中有诈,拼命地追逐着这个飞不快的异性,一旦咬着母蜻蜓的尾部就再也不会放松了。当你把母蜻蜓拉在地面上,牠也随之落地仍不松口,直到你伸手把牠抓住为止。一只只的公蜻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手了。被抓到的蜻蜓,常把牠们夹在另一只手的四个手指缝中,让牠们的头和身子在掌心里,翅膀并合起来露在手背外。另一只手还可继续搖动小棍,诱捕下一个上钩傻瓜。有时,一只手上能夹着十多只蜻蜓,自然是十分得意,小伙伴们看后,当然个个羡慕不已。
   长大后,才慢慢知道蜻蜓是益虫,为儿时的恶作和无知,而好笑。
   现在的孩子们玩儿捕杀蜻蜓的極少,但蜻蜓的命运也未见有好转。随着人类的繁衍和进步,农药的大量施用正使蜻蜓面临灭顶之灾。据说,在昆虫界其数量曾可与蚂蚁相比的蜻蜓,如今无论是品种和数量,都在日渐减缩。儿时常见的漂亮的彩色大蜻蜓,再也见不着了。难怪窗前的这几只又瘦又小的黄蜻蜓,引发了我“怜香惜玉”之感,让我不仅没有捕捉之念,反而深怕惊动了牠的休息。回报的则是,让我能在極近的距离为牠任意拍摄。
   蜻蜓,除了牠漂亮的身段和颜色的美丽之外,在天空的飞翔能力,也不比鸟类逊色。牠可任性飞行:倒飞;侧飞;直上;直下;悬空和滑翔,真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更精彩的是牠们双双成对的搂抱飞行,就在昆虫界也可谓独占鳌头。难怪,中、外的名画家在宁静的画面中总是少不了蜻蜓。翻开齐白石老人的画册,有《荷花蜻蜓》、《牵牛蜻蜓》、《秋葵蜻蜓》、《秋菊蜻蜓》、《石榴蜻蜓》,不胜枚举。伟大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伊•叶•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曾为自己女儿列宾娜创作了以辽阔原野为背景的肖像画,大师执意把这一稀世名作取名为《蜻蜓》。画中的列宾娜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神态,真像停歇在枝干上的一只美丽无比的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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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画家女儿列宾娜)

   资料还告诉我们,蜻蜓是捕杀蚊蝇的能手,一只蜻蜓在一小时内能吃掉40只苍蝇或840个蚊子,可见其对人类的供献。
   因此,在大张旗鼓地保护大自然的今天,对蜻蜓确莫因其小而遭忽视。

标签: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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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8-07-06 12:56
  国内“困难时期”(1959—1961年)。我回国休假一个月,下了两次饭馆。
   一次在北京。在莫斯科购买国际列车车票时,送给了几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华侨饭店»的“就餐劵”。这可是特殊的待遇。那时的«华侨饭店»并不对外营业,只接待持“就餐劵”的特殊客人。我们全家老小推门而入,示出“就餐劵”。用不着点菜,很快荤素搭配的菜就按规定上齐了。老岳母替我支付了高额的饭费。
  另一次是在太原。我爸爸是当时太原市的政协委员,每月发给他一张“就餐劵”,可以在太原海子边公园里的“政协食堂”慿劵用餐一次。平日两位老人,总是隔月去用餐一次。知道我们要回来,他(她)们攒了好几个月。我们一到太原,全家老小又去“政协食堂”吃了一餐有肉、有菜的饭。价格同样是高的不得了。妈妈告我,解放后攢下来的钱,这几年都“送给”“政协食堂”了。这也得感谢,否则,有钱也买不着。那时显得钱并不太重要。
   到了我们的工作单位(山西农学院),才算过了几天平民老百姓的日子。爱人带着三岁多的小女儿是何等的困难!因为要上课,必需请保姆。一人也不够的粮食定量,还要再分给保姆一半。只好下课后,常常去老乡田边地头捡点白菜邦晒干,做为必要的补充。我爱人专门为我留下一点“无粮面”(玉米杆磨的面),让我见识一下国内的生活水平。为减少学生的体力消耗,除上课外体育活动已基本停止。食堂也很难做饭,少量的粗粮要靠大量的蔬菜或野菜才能做成“窝头”。野菜缺乏时,大家挖水坑饲养“小球藻”(认为是高蛋白)。
  我这次回国,明里是休假,实际是学习。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同胞是在如何艰苦度日。领导告我们,现在周总理都不喝茶了,只喝白开水。
  当时,对“困难时期”的出现是,归结于天灾、人祸或天灾加人祸。人祸解释为苏联的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限期偿还“抗美援朝”债务。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在内。不去管是什么原因,“困难时期”是事实。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是锻炼是考验。能经得起这样考验的民族,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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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10-27 09:38 | 青年時代

懒学生歌谣

偶记起儿时懒学生歌谣一首: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又凄凉,
冬又冷;
收拾书包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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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10 08:34 | 少年時代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去西安交大出差,住在交大的招待所。招待所的食堂前贴出一张通知,内容是下午有中国教育代表团首次访美的攷察报告会。那时的访美攷察报告,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内容,很有吸引力。于是我放下别的工作,特意早去一些坐在前排,想听个仔细。报告人是攷察团的成员之一。他重点地谈到了代表团在俄亥俄洲欧柏林大学的访问情况。这个学校对代表团的到来特别热情和友好。主人主动地介绍,“欧柏林”是全美第一个招收黑人女大学生的学校,﹒﹒﹒。代表团还奇怪地发现,这个学校陈列着许多的中国物品。但报告人显然不了解“欧柏林”和中国的这段往史。而主人也没准备把关系再深谈下去。攷察报告会结束后,报告人饶有兴趣地私下听我讲述了那段两校的故事。
  当时,我在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教书兼任着机械系的付主任。那时高等院校,在“科学的春天”的鼓舞下,纷纷走出国门、想方设法地和国外院校挂钩接轨。为什么不把“铭贤”的关系拉起来呢?听说这份该给中国的"基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散发给东南亚的国家了。我是“铭贤”的最晚辈(最后一届招来的新生),但太原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还有不少“铭贤”的元老。我想来想去,惟有太原工学院的武寿铭老先生有可能担起这一任务。因为他曾是“铭贤”校董之一,而且专管财务。解放前有关“铭贤”的财务事宜,都由他和欧柏林大学的铭贤“托事部”打交道,人事关系极熟。当然我也知道,武先生对此一定会有很大的思想顾虑。因为“铭贤”这个包袱在他身上压了十几年了,自然是心有余悸的。当时武先生任太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实际上,当时这只是个荣誉性的职务。
  我决心已定,返校后一定要把在交大听到的有关欧柏林大学对中国代表团的友好态度告诉武老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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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8-09 11:48 | 中年時代

军代表---丁大力

  解放后不久,我们中学就复课开学。实际上,当时就添了两位新人。一位是新来的校长(白校长),另一位是解放军的军代表丁大力.白校长一准是共产党员。他很能讲话,善长做政治报告。只要一讲,起码一、两个小时,他做报告时,手不离烟,烟不离手.从无手稿,畅所欲言。师生们不停地移动着屁股下的小板凳,向讲台靠近(那时没有扩音器)。
  丁大力,从他的名字,我就很感兴趣。过去的人,起名字时,要文、要雅、要有点深厚的哲意。像他这样简明形象的叫法,当时真是少见多怪。他确实又粗又大。自我介绍时,他说,他力大无比,从小就叫丁大力。大家哈哈大笑。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操着南方口音.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他也是能说会道,而且还能歌善舞。“解放区的天”就是他教给我的第一首歌。他指挥起来,完全是军队式的那种强硬架式,和我们的女音乐老师完全两样。学生们都偷着笑。扭秧歌也是他教给我们的。他扭起来,动作到位,一丝不苟。他很快就和同学们混熟了。有谁,有个思想问题儿,都乐意去丁代表那里聊聊。当年年底,我们一批人,就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现在看起来,他应该是一位成功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前几年,盛夏的北京夜晚街头,常有红红緑緑的老头儿和老太太,在鼓镲声中,尽情地扭秧歌,不由地让我想起了可敬的丁大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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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7-28 19:09 | 少年時代

紧急任务

  从爱护太原人民的生命财产出发,前面提到过,需要紧急搬走阎锡山军队遗留下来的各类大型爆炸物。这只是紧急任务之一,还有一些具体工作也是迫不及待。例如,经过巷战的城市,双方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解放军面对牺牲的战友,都是在战斗进行的过程中,已做妥善安置。所以当枪声停下来时,老百姓见到的都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在战争年代,解放军中的野战部队往往是不停地奔赴新的战场,留下来的只是数量不大的、专为完成“接管”任务的部队和干部。这些部队,穿着较为整齐,不带长枪。他们首先要积极动员成年人和他们一齐把战地遗留的尸体搬离城区,免得尸体腐烂,酿成瘟疫。那时,没有车辆,有也无法通行。在街上见到的都是,两人用两个绳圈抬一具尸体。我们这一带,都是先把尸体送到大南门外的某地(估计是现今的“迎泽公园”附近)集中。
  战斗中遗散的枪支,有专人收集。像我们这样年令段的大孩子,是被组织起来,清查学校营房(被占用的教室)中,敌人逃跑时丢弃的物资、零散的子弹和手榴弹之类的东西。我们伙伴们在清查过程中,最怕的还是“营房”里的跳蚤。满地的麦秸里,藏了无数的跳蚤。只要迈进屋里一步,腿上马上会爬好几个跳蚤。清查之前,也被告知,必要的安全知识。最易发生危险的还是那些各式各样的“炸药包”。稍不留意,可能爆炸。
  当年,在清查中我捡到了一棵很小、很小的手枪子弹(模样儿很像炮弹),我把它放在火柴盒里,下面衬上白白的棉花。火柴盒外还端端正正地写了几个字:“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这是当年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我收藏的这个宝贝,后来,也无奈地上缴了。
  这些工作,都是在为学校早日开学上课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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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7-27 09:45 | 少年時代

家中来了解放军客人

  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身后还随着一位斜挎手枪、手中还提着一包盖有红纸点心包的警卫,跳过坍塌的院墙,进到院里,冲着我家大喊:“X老师,在家吗?”父亲应声而出。把在旁的我吓坏了。他们好像很熟,连妈妈都认识这位客人。我好奇地跟进屋里,断断续续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客人说,在城外时,他就打听到老师的住址了,部队要马上离开太原远去,所以赶前来看看老师和师母。母亲奇怪地指着桌上的点心包,问道,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客人说,他们外面(城外)什么都有。他们交谈中使我最吃惊的一段话是:客人说,像您这样出名的教席(教师之意),解放后每月起码能拿到四百斤小米的工资。天哪,我真不敢相信,一个月就给四百斤小米,怎能吃得了啊!
  这位干部走后,有半年之久的时间,从四川给父亲来过一信,问候父母的身体和我们兄弟们的学习和进步。
  三十多年后,我调北京工作。父亲已过世,母亲还告了我这位解放军在京的住址,让我抽空一定要去看看这位叔叔。到北京后,费了好大劲儿,才在“前门饭店”对面的楼群中找到他家。老人已近离休年龄,我做自我介绍后,他关切地问起我的父母和我们兄弟的情况。他没想到,我就是解放太原时,站在他老师身后听他们讲话的那个孩子,现在也早已参加工作了。
  这位叔叔很快也要离休。那时,他是“光明日报”社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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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7-25 11:10 | 少年時代

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凌晨,解放军发起了对太原城的总攻。密集的枪、炮和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显然,入城之后多处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我家住的宿舍区,紧靠“省政府”。在巷战的过程中,宿舍区内各家的院墙,基本上都被打通了。双方的部队都在端枪射击中,穿来跑去。墙上画了不少指引行动方向的箭头。有时他们在院子里,有时在房顶上。解放军的劝降喊话,都听的一清二楚。流散的枪弹,常常就穿窗而入,碰在墙壁上,击落墙土。我们这一带,几乎各家都有自家的“隐体”藏身。有的在屋内的中央,挖一个竖洞,上面放一张坚固的大桌子。也有人家去“西北实业公司”的库房,抬一块大钢板回来(早已无人看管),用四条凳子架起起来,在下面藏身,孩子们还可以玩耍打闹。战斗暂时停歇下来的时候,我从窗口里第一次见到战斗中的解放军。已是四月底的天气了,他们还没来得及换装,都穿着破烂了的棉衣(棉花多处外漏),但行动异常敏捷。我们平日玩耍时,难爬的大树和高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了。一看便知是久战之勇师。
  到中午时份,解放军已把红旗插在了“省政府”的制高点—煤山。煤山的南侧曾有两层古典的绿色琉璃瓦建筑,正冒着熊熊烈火。据说,阎锡山余党的头目梁化之和“五妹子”死于火海。人们意识到,这一下可解放了。邻居们先后爬出“隐体”,在院里甩打着多日的尘土,相互招呼问候。喜愉的心情,只有在后来的一首歌词中,反应得再也恰当不过了:“解放区的天,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家像噩梦初醒。人人都开始了另类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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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7-25 11:03 | 少年時代
  太原城原本只有三十万人口。随着战局的发展,在太原阎锡山的各路兵马增到八万;国民党的“中央军”(第39军)有一至两万;阎锡山还改编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第十总队)数千人;外地的高官、地富,随败兵涌入太原的也不计其数;还有一部分普通群众,只是受阎锡山的反动宣传,糊里糊涂、身无分文地逃进太原来了。凡进来的就出不去。太原的人口是在爆炸性的增长,而生活物资是紧缺无源。社会的经济生活,早已一片混乱。食物奇缺,物价暴涨,经济收入完全断绝。
  那时,太原唯一的粮食是空投来的“红大米”(不是东北的高梁米)。不少人为扫到空投破包散落在地的一点“红大米”,而葬身空投粮包之下。由于长期没有动物性的食物,多数居民得了“夜盲症”。天梢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无奈之下,猫狗成了宰杀充饥的对象。惟有鸡会下蛋,是金凤凰,尽量保留着。鸽子和麻雀早成捕杀对象。有一次,我用自制的“弹弓”,从高楼顶上打下一只骨瘦如柴的鸽子,送到“饭店”卖了一块银元,买了两斤“红大米”,我真得意的不得了。
  那时,我家住在太原师范(现十中)的教员宿舍区。向东隔一条不宽的马路,就是当时的“省政府”,向北有一片空地,叫“后小河”。后来,“后小河”逐渐变成了出名的地摊“市场”。断绝了经济来源的每个家庭,只能靠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在那里设摊叫卖。但事实上是,卖的人多,买的人少。遇好的东西也不敢买。谁都明白,手中的钱,只能用来买食物保命。此时,再好的物品,也会失去原有的价值。
   “后小河”的旧货地摊,很快变成食品地摊。所谓“食品地摊”,都只卖豆腐汤或野菜汤,没有一样真正能充饥的食品。但还是有人买来充饥延命的。饭摊旁就躺着几个奄奄一息要饭人,也许一口汤,又能延续几小时生命。可是买汤人也是为此而来。后来路旁饿死的人,连孩子们也看惯,不足为奇了。我在这个“市场”上就亲眼看到有卖人肉的。他谎称卖的是小块的熟羊肉,还很便宜。可是,谁都知道,全太原城内恐怕连一只羊也找不到了,那来的羊肉呢?就外表上看去,也极不像.想起来,令人恐怖。要不是我慎重地写在这里,决不会有人相信我说的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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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6-07-19 18:51 | 少年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