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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女兒來到博客,一切從頭學,慢慢來


by manman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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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雍剑秋»(一)


  上年纪的北京人都还可能记得,在北京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的门前立过一座劝人不嫖娼、勿纳妾的警世碑亭。这座碑亭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火买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军火的代理人)、京津一带鼎鼎有名的宗教和慈善家雍剑秋所立。
   雍剑秋(1875年—1948年)江苏高邮人。其父是江南扬州、高邮一带的豪门大族,娶妾七人。雍剑秋本人在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起初,就读于上海和香港的教会学校,后又留学新加坡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1898年雍剑秋重返上海时,家境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罩在雍剑秋头上雍家大族的光环已不复存在,只能随母离开雍家过着一般人的生活。雍剑秋经过一番慎思阅世之后,决定远离人才聚集的上海,去北京闯荡一番,以寻找更能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于是母亲变卖了身边的细软,为儿子凑足了他北上的盘缠。
   雍剑秋来到北京后,正逢1900年的庚子事变。在乱世之中,凭借他的才能和商业智慧,迅速挤身于上层社会,鸿运如日中天。1911年,他36岁时,已任清政府天津造币厂副厂长。此后不久,他先后成为德国礼和洋行和捷成洋行的军火买办,专营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和艾哈德兵工厂的军火和军用器材。在这段时期内,无论是清政府要成立和扩大禁卫军、各地军阀割据称雄以至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要加紧操练新军等,都给雍剑秋的疯狂敛财,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后人在评说雍剑秋的一生时,常爱用“善交权贵,手眼通天”来形容。我以为,这只是他的表面现象,他“成功”的实质,应是“细心处事,思路非凡。”现举下面几樁事例。
   1900年5、6月间,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攻占北京。除到处疯狂屠杀义和团拳民外,在京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自然也祸及留在京城的清庭权贵。王公大臣的家眷更是首当其冲,终日惊恐不安。京城已乱成一团。后经清庭在京人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已逃往山西)和八国联军统帅A.von瓦德西(德国陆军元帅)商定,派专列把清庭贵族家小,暂送天津,免受祸害。此外,还派一队洋兵(人数不多)随车护送,另请到京不久、时任“救济北方难民慈善团”翻译的雍剑秋为随车(专列)的翻译。
   专列在夜间驶离北京,刚过廊坊不久,护送的洋兵开始对车厢内的女眷非礼,顿时车内乱成一团。在场的唯一中国男士雍剑秋好言相劝,士兵毫不理睬。此时雍剑秋出示了他事前向瓦德西统帅讨要的手令,才把车厢内的这场混乱平息下来[雍剑秋办事的细心周到,令人信服]。洋兵的领队不得不把欲逞兽性的兵士解除武装,押在车内。专列平安到达天津后,雍剑秋的名声在京津两地的满汉贵族中神速传开。此时,不仅京津两地的权贵,就连北方各省的巡抚和巨贾们,有谁,在这外侵动乱的年代,不愿和这位能通洋人、善处洋务的雍剑秋结识交友,甚至换帖为兰谱兄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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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28 11:56 | 返老還童

孔祥熙的身世,有新说

   孔祥熙是我母校“铭贤”的创始人,今年刚好又是校庆100年,所以在我的博客中,多次地提到过他。例如,在2006年8月3日我写的«孔祥熙和“铭贤”» 一文,一开始就写到:“孔祥熙...,自称是孔子75代后裔,...。”但是,当时曾有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学人,在博客的“评议”栏中问我,我所说的“自称”是否有“伪称”之意。我以文字作了回答,“自称”就是“自称”,并无“伪称”之意。因为在山西太谷的“孔家坟”,我亲眼见到过,在孔祥熙父亲孔繁慈的墓碑上刻有孔子七十四代孙的字样。这一点是绝对没错。但“自称”二字的用法确易引起他人误解,为此我正有点忐忑不安。
   近日邂逅新书简介,就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的«小民话晋商»(作者梁小民)面世。书中对孔祥熙是孔子的后代以及是山西富贾之后的说法,提出了有理有据的异议。据文字介绍,作者梁小民是山西霍洲人,现任国务院特邀监察员、清华大学等九所院校的特聘教授。相信该书很快能和读者见面。
   倒让我在无意中写了“自称”二字后的不安的心情有所缓解。当然,讨论只还是讨论而已。有兴趣者,可细读梁小民先生的这本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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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12 13:44 | 青年時代
    吴月琴是何许人也?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在我回国之前,使馆的人士告我,和我同车回国的还有一位吴月琴同志。她是王淦昌教授的夫人,一句俄语也不会。要我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关照。
   火车开动前,有人把她送上车,而且和我安排在同一包厢间里。我起身先做自我介绍,并说明使馆同志给我打过招呼,请不要客气。来者是一位中年(五十多岁左右)的小脚妇女,一身中式打扮。我想来想去,只能称她为“阿姨”才较为得体。从此开始了七天七夜的漫长旅途。我们慢慢熟习起来。吴阿姨的心态,是那样地纯朴待人,十分友善,和她的穿着打扮完全一致。
   五十年代初,王淦昌教授和一批我国年青的核科学家在莫斯科郊区的杜布纳(дубна)市(当时,俗称原子能城)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1958年王淦昌教授又兼任了该所副所长。杜布纳市始终笼罩着神秘色彩,外人知之甚少。吴阿姨是专为照顾王教授的生活起居而来。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王教授在一次回国参加重要会议之后,就未重返杜布纳。所以吴阿姨这次是结束在杜布纳的生活,准备回国和家人团聚。
   列车在1963年4月下旬的日子里到达北京,王淦昌教授身着黑色夹克和家人已在站台迎候。经吴阿姨介绍,王教授和我握手寒暄,并客气地邀我有空去家中玩。当然,我从未去打扰过。但此后,我对王教授、特别是吴月琴阿姨的媒体报道特别留意。两位老人己于1998年秋先后仙逝,她们的人品和情意绵绵的爱情生活,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我想借此,转载一篇好文( 自«伴侣»路人/文),以饕诸位:

   
«两弹之父»王淦昌的爱情人生
 

   王淦昌,江苏常熟人,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为了新中国的核事业,他隐姓埋名长达十七年。他与妻子吴月琴从“父母之命”到相知相守,直到今天都让人怀念••••••
   
似有遗憾“娃娃亲”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然而,当王淦昌4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9年之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早早地撒手人寰。看到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外婆决定给他成个家。
   在王淦昌小学毕业那年,外婆派人到邻乡的老中医世家—吴家提迎娶的事,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
   新婚之夜,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更别提上前掀开新娘的红盖头了。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新家的温暖,就匆匆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上海浦东中学。此时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那群负笈过海留洋归来的新运动斗士的学识、理念以及反叛精神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思想。每每想到自己乡下的三寸金莲的“娘子”时,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悔和疼。有几次,他鼓足勇气赶回老家要“退掉娘子”,但一踏进家门,一看到善良贤惠的“大姐姐”又是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又是忙里忙外地烧水做饭、洗衣纳鞋,到了嘴边的话硬是憋了回去。

   
贤妻助夫成大器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毕业后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便考取了赴德国的官费研究生。一直资助他念中学、大学的大哥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从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王淦昌思前想后,对妻子说:“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了,就守着你们娘儿4个过日子吧。”妻子却轻轻堵住他的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学识渊博儒教授

   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王淦昌回国后在浙大物理系任教授。这位年仅28岁的留德博士,是当时浙大最年青的教授,有人称他是“娃娃教授”。但他以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中,有一位女学生常向他投来倾慕的目光。他得知女学生是金陵人士,是浙大的女才子。
   有一天,“金陵才女”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吃惊地发现下了车的教授竟亲热地挽着一个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
   “金陵才女”尖刻地对王淦昌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王淦昌摇着头说:“作为男人,对月琴和孩子们,当然还包括你,我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我们的关系只能定位在师生上,只能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牵羊进校”传佳话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迁往大后方。王淦昌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浙大在贵州的小山城湄潭落脚后,吴月琴在荒山坡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当着王淦昌的面啧啧称赞“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恳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鬼子兵啊!”
   几天后,吴月琴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一天傍晚,当妻子从山上放羊回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儿不能都让你一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羊。”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试验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夫妻相随化蝶去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荫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青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那个撞人青年人逃之夭夭,两位上了年纪的老者扶起一代大科学家,通知了他的家人。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5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地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老被查出患有胃癌且已到晚期。百日之后,他追随已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
   一曲百年牵手的世纪绝唱嘎然断了弦。当我们仰望他们,走近他们时,面对时下随风飘逝的易碎婚姻,面对太多太滥而又瞬间移情的山盟海誓,拥有过爱情也拥有过婚姻的我们,不得不向这对似乎只拥有了婚姻却仍能握住幸福之手的世纪老人掬一捧歆羡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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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08 18:03

   论文答辩通过后,我心里一身轻松。几年来压在心头的重担,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留学生管理处的同志在电话中征求我的意见,可否留几天在使馆里“帮帮忙”。我当即反问,几天?告我,十天到半个月。我立即答应下来。此前,我也常去使馆开会或彙报工作。两地相距甚远,大致处于莫斯科城郊对角线两端的位置。每次都要穿越市中心,早出晚归。那时就想到过,使馆有那么多空房间,能让我们住住该有多好啊!那个年代,使馆就是家的概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和真实。使馆既安全、又舒畅,抬头低头遇到的虽不相识,但都是朋友和同志。想到这里,我爽快地在电话中答应下来,并告知:“明天上午就去报到。”
   那段时期,使馆的客房基本上都空着。室内布局有点像现在的“标准间”。屋里有两张单人床和带洗澡设备的卫生间,是我当时从未见过的豪华。我一人尽情地享受着眼前的一切,一会儿照照大镜子,一会儿端坐在写字台前,还可随手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早晨,在使馆食堂里借了一套自用的碗筷,去选择喜欢的早点,稀饭、豆浆、馒头、花卷、咸菜、酱豆腐样样都有。久不识中国味的我,样样都想尝一尝。午饭和晚饭更是清一色的中式菜肴,米饭、包子、饺子和刀削面,变着花样儿的卖。多年也不曾见过的酱油、醋、辣椒和大蒜摆满饭桌。依我看,大师傅的手艺是想唤起大家思乡之情—还是家乡好!开饭时,不论使馆的哪位高官或是过路的各种代表团的领导,都无一例外地排队买饭,有说有笑。有多年老友国外偶遇的,也有新结识的同行或老乡,食堂里惬意非凡。使馆的小卖部有许多真正的中国货,物美价廉。比“洋烟”强百倍的“牡丹牌”香烟,便宜得要命,都是整条、整条地买。好多人买了礼服呢的千层底布鞋。只要不出使馆大门,可以整天穿着它到处走,显得“风度”实足而且舒服极了。使馆的大厅里能看到由信使送来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这是在国外几年来,没有享受过的“政治待遇”。字里行间都可能发现吸引我的东西。
   我来这里具体“帮忙”的任务,也很单纯。每天翻阅尘封多年的老华侨档案并按要求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工作虽然有点呆板机械,但从中反应的历史背景极为深刻有趣、前所未闻。十多天的日子,眨眼之间就过去了。
   我听说过,驻外使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是极为艰苦和乏味的。但对我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都是在好奇和兴奋中渡过,久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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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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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07 10:53

也有“不归者”

   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不能再紧张的程度了。当时新疆的苏侨问题、珍宝岛问题和互逐使馆人员问题,都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国内也正处于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绝大多数的留苏学生都能经得起这场严重的政治考验,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尽快地完成好自己的论文答辩,争取早日回国。但据说,也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不归者”,留滞他乡。当时称这类行为谓“逃叛”,属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多数是源缘于个人情感和恋爱婚姻问题。早年,对留苏学生的跨国婚姻问题,是采取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到六十年代初,已变为明言禁止。违者,经劝说不改,立即遣送回国。这类事情也曾有过,而且还不是个别。爱情有时也是让旁观者无法理解的怪物,有那么几个年青人宁可遭中断学习的悲局,也不愿割断那渺茫无望的水月恋情。
   这些滞留不归的事,通常是发生在个人论文答辩后,到回国之前的这短短几天里。因为学位论文的通过,意味着他(她)今后在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保障。一般先是不辞而别,而后再做个书面声明。也有是在最后准备赴火车站回国的途中,把送行人的TAXI甩掉,自己连人带物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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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05 11:09 | 青年時代

节后,京城百姓一大喜事


    2007年1月1日起,北京公交票价大幅下降。很多线路,全程票价只有四毛钱(0﹒4元)。我们从阜成门乘489路公共汽车到京郊西山"八大处"(旅游胜地),每人的票价只有四毛钱,要知道,买个烧饼还得五毛钱呢!估计,这是市政府解决公交阻塞的重大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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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nmanlai | 2007-01-02 18:00 | 返老還童